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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遥文学奖得主阎真-现在若动荡很多人会没底线-阎真-定义知识分
作者:佚名  更新时间:2019-03-03 17:29:08
路遥文学奖得主阎真:现在若动荡很多人会没底线|阎真|定义知识分子我导师那一辈人从“文革”中过来,可能学问的视野并不很好,但他们做人比我们这一辈好。他们愿意牺牲付出,不会做超出人格的事。 更早的知识分子,像朱光潜,陈寅恪等等,他们生活在动荡时代,但他们的境界都非常的高。 如果现在突然变得动荡,我觉得很多人会没有底线,因为很多社会规则都被打破了。 九派新闻记者明鹊 发自长沙 斩获路遥文学奖,阎真的第四部小说《活着之上》直指学术腐败和生活潜规则。小说主人公——历史学博士聂致远遭遇高校腐败,“却以抱诚守真的心态和事事较真的作为,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。” 小说中的情节,活生生出逃到现实。10月7日,网传一封致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,当事人苏大文学院教授朱栋霖,直指文学院院长王尧打击报复,致使他被迫提前下岗。 是非曲直外人难断,但公开信里的种种细节,暗合了小说《活着之上》。 “我的小说很少虚构”。从《沧浪之水》到《活着之上》,阎真一直在思索知识分子的困境。 知识分子已死吗?那些改变社会的力量在哪?“文化英雄不是没有,但真的实在是太少了”,写知识分子小说的阎真认为,他们的世俗化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现象。 “欲望不能野蛮生长”。两个多月前,五十八岁的阎真终于买了智能手机,注册了微信,但他至今还没有微博。对于“朱栋霖公开信”事件,他对九派新闻(微信号:cjrnews)称此前并不知情。 谈知识分子责任良知意识缺失,知识分子普遍功利 九派新闻:为什么会写《活着之上》这部小说? 阎真:我是写知识分子小说的,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。有些人觉得,中国知识分子都失去了良知,我觉得还没那么严重,但它的状态确实不够理想。 这次写高校老师,是觉得老师应该有更多良知和担当,但现在来说,并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状态。这是我的一种忧虑,不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,也是对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。 小说里95%是真实的,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。我是非常现实的,在高校任职31年,我希望写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性。 九派新闻:你怎么定义现在的知识分子? 阎真:知识分子有很多定义,没有哪个是权威的。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宽泛,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有历史感,或者说是时空意识。知识分子的两个特征,即“责任意识和良知意识”,都跟历史感联系在一起的。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,这两点都遭到了严峻的挑战。知识分子的世俗化,即不从责任和良知出发做选择,而从个人功利出发做选择,成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。 九派新闻: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是个怎样的人?作为高校老师,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? 阎真:聂致远是个高校知识分子,不是什么文化英雄。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,有很多自己的考虑,但他毕竟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敬仰和向往,这保证了他做人的底线,也就是良知和责任的底线。 他不是一个战斗者,抗争者,他只是保守住了自己的人。 我的状态和他(聂致远)的状态差不多,我不敢说我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,但我也是保持一个底线而已。 学生对我评价也可以,最近中南大学选十个最可爱的研究生导师,我是其中一个,文科只有我一个人。虽然学生给我荣誉,但我不能说自己做得很好,只能说坚持一个原则的底线。 很多东西我也看不惯,但跟我没有直接关系,我也就算了。如果跟我牵扯到一起,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能做,这个良知的底线还是有的。 九派新闻:小说里,有些内容来源于新闻,你怎么看待文学和新闻?你对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一位女记者怎么看待? 阎真:文学和新闻还是两个不同类别。新闻及时尖锐;文学是对问题进行深思考,表达更艺术化。我一部小说写了六七年,新闻的话早就不记得了。 按我个人意见来说,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,如果追求文学的纯粹性,我觉得可能会有另外的标准。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意味强,今年白俄罗斯的记者获奖就表现了这个特点,它有它的价值取向。 文学和新闻不是不能结合,新闻性搞到文学里,虽然有很大的冲击性,但我个人偏向艺术本位。我没读过获奖记者的书,所以没有发言权,如果新闻性是获奖的首要原因,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。 谈高校风气那些上蹿下跳的人,他们还是更占便宜 九派新闻:在高校任职31年,你觉得高校的风气是如何变化的? 阎真:我导师那一辈人从“文革”中过来,可能学问的视野并不很好,但他们做人比我们这一辈好。他们愿意牺牲付出,不会做超出人格的事。 更早的知识分子,像朱光潜,陈寅恪等等,他们生活在动荡时代,但他们的境界都非常的高。如果现在突然变得动荡,我觉得很多人会没有底线,因为很多社会规则都被打破了。 市场经济也有很大影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从国外回来,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,刚开始还没有特别感受,几个月后,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。 老师想赚钱,学生想赚钱,当时我们文学院好多老师下海了,另外一些老师魂不守舍。还有老师跑到河北塑料厂,买了一千多个呼啦圈准备卖给学生和外面的人,打的广告“大学老师卖呼啦圈”,好多没有卖出去,放了几年都生锈老化了。 欲望不能野蛮生长。很多人不能在市场经济中保持淡定,但我从来没想过(下海),没有那个能力。 九派新闻:高校学术腐败和生活潜规则无处不在,你个人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变好? 阎真:一个比较快的方式,就是把制度建立严密。比如说医院收红包,以前完全是公开的,医生动手术不收几千红包,病人家属还很不放心呢。这几年制度建立起来,比之前是要少了很多。 另外就是,社会文化心态要改变。我一个学生到一所重点中学去了,他的一点点权利就要拿来寻租,这就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质了。改变心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,因为条条框框总有漏洞。 我个人评职称,确实没跟任何人打招呼,因为这个内心还是有一种清高。但是那些打招呼的人,那些上蹿下跳的人,他们还是占便宜的。 九派新闻:从《沧浪之水》到《活着之上》,你写屈服于社会的人,写坚守自己内心的人,大家可能想知道,你会不会去写那些抗争的人? 阎真:我不会写,那是文化英雄,这个文化英雄也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,但真的实在是太少了。 一个单位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,这个事情来捅那个事情来捅,领导是非常不喜欢的,而且他一天到晚捅不嬴。好多事情都可以捅,比如说我们学校招生的、收费的、评职称的,每个地方都可能有漏洞,但它也不是说就是犯法。 九派新闻:听说你四十多岁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房子? 阎真: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得多,四十多岁住上一室一厅,我都感到非常高兴。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条件比二十年前要好得多,但他们事业空间地打开,比我们那时要艰难多了。 三十年前,我一个北大本科生,毕业就可以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,现在北大的博士还不一定进得去。竞争太激烈。十多年前,一个博士来了,搞两年就给他评了副教授,现在博士来了,七八年评不上很正常。 真的太残酷了,年轻人要进步一点好难,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幸运,我现在住宿条件还不错,家里的房子有两百平方。 谈朱栋霖事件最好不要搞公开信,这会对学校有伤害 九派新闻:你怎么看前一段时间苏大教授朱栋霖的公开信事件? 阎真: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我觉得,首先他的动机是个人利益,另外关键是他说的是不是事实,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判断。 如果学校承认了,那就纠错,那就没有矛盾了。我们这里老师60岁退休,博士生导师是65岁退休,按政策一刀切,因为你重要不重要讲不清楚,不可能每个人制定一个政策。 就是承诺,也要看什么性质的承诺,承诺又不是一个法律文件。作为学校,承诺你70岁退休,你65岁退休,我觉得也很正常。65岁还不退休,那新的老师怎么成长呢? 九派新闻:假如你遇到这样的事,你会怎么处理? 阎真:不牵扯到贪污腐败的话,最好不要搞公开信,公开信会对学校有伤害。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,多多少少要维护学校声誉。我在中南大学工作十几年,我个人认为,不是特别大的原则性问题,最好还是内部解决。 如果要把学校拖下去,那事情多得是,有很多我都写到小说里去了。比如我这台电脑,学校买要五千三,我自己买三千九,国家补贴三百,三千六。一个学校几千台一万台,那是一个什么数字? 还有那个空调,也是我代表学校去买的,我买了二十几台,买得很便宜,他们非常不高兴。那个资产处不肯给我报销,我发脾气说要去找校长,最后他们才给我报销的。 九派新闻:你在高校任职,写的又是有关高校内幕的小说,有担心会对你本人有影响吗? 阎真:我不担心,无欲则刚,我又不去求谁,不求当官,也不求提拔。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进步,如果苏大的院长做得非常过分的话,如果他把很多钱都搞到自己腰包里去了,那这个时候他肯定就已经完了。